实际上，去年工部核定全国班匠人数，四川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山西、陕西七省并无任何班匠在册。
山西是崇祯十七年才开始逐步收复。
陕西则是大顺流贼的老本营，至于云南和四川，早就脱离了朝廷的掌控范围。
这七省烽火连年，饿殍遍野，卫所早就名存实亡。
匠户也大多死亡，余的也是流亡它乡。
崇祯十七年年底工部核定全国班匠的时候，根本无法统计四川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山西、陕西七省的实际班匠人数。
这也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去年工部核定的在册班匠人数，有很多也是战乱前其它省份逃过去的。
真实的人数，可能比这还要少。
工匠人数少了，原因除了上述因战乱以致流离失所的，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隐瞒匠籍，以此达到避免充役的目的。
对此，刘宗周的意见是，责令工部将除四川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陕西六省以外的匠户们重新编订入册。
这项工作异常繁琐，想要将隐藏在民间的匠户挖出来而达到不“扰民”，这就需要一些实质性的福利。
众所周知，有明一代的匠籍制度就和军户制度一样。
是子孙承继，世世代代都要在卫所充当匠户，每年还要到京师轮为班匠。
对此，朱由检采纳了刘宗周的建议，并且决意改革匠籍、轮班匠制度。
最主要的，就是宽限了广大匠户们及其家人的人身自由和增加福利。
其一，就是要扩大先前历朝已实行至今的优免政策范围。
有明一代，自洪武年起，对工匠的优免政策便不断调整，一直存在，但各时期把握的尺度不甚一致。
洪武十九年，朱元璋规定“免其家他役”，便是将匠籍之家的所有杂役一概免除，然而很快，洪武二十六年他又将这一规定作了调整。
改为“本户差役，定例与免二丁，余一丁一体当差”，而单丁重役及一年一班者，可以“开除一名”，老残无丁者“疏放”。
宣德元年，明廷再次对优免政策作了规定。
“工匠户有二丁、三丁者留一丁，四丁、五丁者留二丁，六丁以上者留三丁”，其余都放归家中，以后更替。
单丁视时间远近，次第放免，老幼残疾也一体放免，这是明代历史上第一次就匠籍制度作出比较重大的改革，是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。
不过朱由检与刘宗周所谈，当年这项改革执行得似乎并不好。
因为仅仅五年以后，明宣宗便取消了改动，恢复为洪武祖制。
其原因，很大一部分自然是当时来源于朝中的阻力，而工部也并没有认真的执行这一决定，反在暗中作梗。
“比闻在京工匠之中，有老幼残疾并不谙匠艺及有一户数丁皆赴工者，宜从实取勘。”
“老幼残疾及不谙者皆罢之，丁多者量留，余悉遣归。”
事实上，宣德年那次以后，匠户产生的问题与日俱增。
逃匠问题频发，官府勾补尚且不足。
而匠户与卫所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，优免政策即逐步被放弃，不再做出任何改动，直到如今形同虚设的地步。
对于此项，朱由检决定继续施行宣德年的那次改革，并且规定匠人每户无论多寡，只额一丁入匠籍，余者从宽。
且户有匠籍者，主家概免一切徭役。
自此以后，大明的匠户之家，可以只出一人入匠籍，余的可以自己选择，有了做其它行业的机会。
其二，朱由检打算给匠户更多的福利。
在京工匠，每月由户部支给月粮，上工时由光禄寺支给直米，这是朝廷为保证在京工匠生活实行至今的一项政策。
这项政策最早施行于洪武时期。
洪武十一年，朱元璋下旨命工部“凡在京工匠赴工者，日给薪米盐蔬，休工者停给，听其营生勿拘”。
第二年，即洪武十二年，朱元璋又命工部“月给米赡之，有妻子者一石，无者六斗。”
自此之后，在京匠户的月粮直米自此后就没有再限制休工与上工之分，这是如今匠户们已定的福利。
当然，这项福利仅限于来京的轮班匠户，相对于背井离乡，在京师辛苦工作而言，这似乎又算不得什么了。
对此，朱由检做出了如下改动。
每年各地轮班来京匠户，四川、陕西等道路艰远者，令内官监月支粮五斗，南北两京等道远却不艰难者，令兵仗局月支粮四斗。
除此之外的，则令工部月支粮三斗。
技艺精湛的匠户，令工部核定印发“高级匠户”证，持有此证的匠户，月可从工部支粮一石。
且家人在徭役与免籍方面优免更多，四十岁即可退休。
上工时，各地民匠每日都可于光禄寺多支粳米八合，以资鼓励。
刘宗周还提出了匠户对逃亡的担忧，这其实和卫所军户逃亡属于一个性质。
卫所制已经烂透了，朱由检没有卫所军也能打胜仗，所以影响不大，而匠户逃亡对大明的手工业却有重大打击。
每年因匠户逃亡而遭受的损失，可以说是无法估量。
而且最主要的，这还会造成手工业的衰落！
对此，朱由检下旨决定。
首先要改善轮班匠户的作息问题，让他们得到更充分的休息，才能有效减少匠户的逃亡和藏匿。
如今的各地匠户来京轮班，分三年一班，五年一班。
两年一班及一年一班，对于各地匠户来说，未免太过繁重。